乔美仁波切:与电影结缘,以电影修行
2015-07-02 16:39:00  中国民族报   胡谱忠

乔美仁波切(图片由乔美仁波切提供)

电影《照见》海报(图片由乔美仁波切提供)

与电影结缘

乔美仁波切从未进过电影学院,也未上过类似的艺术课程。但2013年,他拍摄了一部电影《照见》,立刻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在一些重要的放映场合,身着袈裟的年轻导演一出场,往往会引起台下一阵小小的骚动。他以僧人的特殊身份担任导演,这在中国电影界很少见。而这部电影独特的叙事和影像艺术风格,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好奇。那么,他从哪里来,又有过怎样的经历?

乔美仁波切的艺术生命,开始于海拔4000米的一座寺庙里。他出生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的加塘草原,幼时的世界有无边无际的高山,有数百公里内散落的几十户藏族牧民和数千只牛羊,还有数不清的鼠兔、狐狸和秃鹫。5岁的时候,他去当地一家寺院,第一次看到了法会。

乔美仁波切的心灵被法会上的金刚舞所震撼。那些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们,牛头猴面,或红、或绿、或黑,手执兵器,威风凛凛。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舞台剧”,小小的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些神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发现僧人们在制作面具,原来跳舞的不是“神”,而是人们戴着面具在表演。在他8岁时,他跟着僧人们学习泥塑面具,并学会画图、上色,他被艺术所创造的世界深深吸引。

就在同一时期,乔美仁波切第一次看到了电影。政府的电影放映队用马车拉着放映机,到草原给牧民放映,那部电影是《地雷战》。他兴奋地在银幕前后跑动,盯着放映机所投射出的神奇光柱。草原上没有电,放映队带来了发电机。他蹲在发电机旁,听到了“哒哒哒”的马达声。在银幕下面的他忽然有一个发现:原来声音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而那块白布上的人们,只张嘴,却不发声。“电影真是太神奇了”,他想。

他9岁时,被直贡噶举教派的法王认定为第九世乔美仁波切。僧人们将他带到寺院,除了学习佛法,他也开始学习画唐卡,那是一门正规的绘画课程。他喜欢画素描,也做了许多泥塑面具。上世纪80年代末,乔美仁波切大约15岁时,玉树草原上举办传统的赛马会,牧民们载歌载舞、赛马、游戏。有人扛着摄像机来拍摄,那也许是电视台的记者。他第一次见到了摄像机,才知道,原来电影和电视是这样拍成的。

乔美仁波切18岁时,被幼时看过的表演金刚舞的寺院请去主持佛事。他无师自通地给僧人们改编、导演了舞台剧《智美更登》《格萨尔王》《米拉日巴》《松赞干布》《莲师三尊》,甚至创作并导演过一出《青年智者》的藏语话剧。他连续3年醉心于此,将传统民间故事、佛教故事在舞台上表演出来。尽管如此,他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导演”,他只是一位僧人。当他看到台下的牧民被故事感动得哭泣时,他想,原来艺术可以将佛教的利他精神传播得更有效,令佛法更打动人心。

乔美仁波切知道了电影与戏剧的重要性。在他自己的寺院里,他经常去城里租来放映机,给当地人放电影。1993年,乔美仁波切去香港,朋友送了一台DV机,他兴致勃勃地用它拍了一些香港的画面,并带回青海玉树的牧区放映。那天,很多牧民聚在一起观看他的“影片”,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外面世界的真实记录。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时,乔美仁波切在一旁把他们的样子也拍下来。放完了片子,马上回放他们观看的样子,大家很惊讶、很兴奋——竟然看到了自己!

20岁之后,乔美仁波切开始游历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也包括香港、台湾和北京、上海等地,他意识到各地的文化与他的家乡是那么不同。他接触了大量导演、作家、音乐家和环保工作者,同时大量地看电影。慢慢地,他形成越来越清晰的想法:在这个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和利益如此不同的世界上,唯有电影这种特殊语言可以打破这些阻碍,促进人们真正地相互理解。

在这个时候,乔美仁波切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他应该尝试当一名电影导演。于是,几年后,用佛教的话说,当一切因缘具足的时候,他拍出了电影《照见》。有人问他:“一个活佛为什么要拍电影?”乔美仁波切说:“如果有人看完电影后,能静下来几分钟,想想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那么我拍这部电影就值了。”

《照见》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照见》讲述了一个盲童和他母亲之间的故事。母亲在孩子出走之后,遮住自己的眼睛,去聆听、感受、体验孩子的痛苦,最终开始反思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在理解了孩子的心灵之后,也纾解了这位母亲内心长久以来积聚的紧张和板结,并凭着一份得来不易的母子之间更深的心灵感应,母亲顺利地找到了孩子。

由于导演独特的身份,人们对《照见》有许多想象。但这不是一部民族题材的电影,而要说它是宗教题材的电影,似乎也缺少其他宗教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宗教符号、仪轨、事件、环境等。它的叙事和造型特征如此独特,似乎成了一部在当下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难以命名和界定的电影。

《照见》包含了与当下中国电影完全不同的美学特质。首先,它与当下正在逐渐做大的商业电影体制没有丝毫协商的态度。它作为艺术电影,探讨人类内心成长的动机如此明确,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终极探求如此执着,使得它与市面上绝大多数电影在美学观和价值观上没有可以对话的基础。另外,作为艺术电影,它也没有像娄烨的《推拿》一样紧紧扒住现代人的“我执”——对欲望的描绘和挖掘。《照见》的美学追求更多地来源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在一个三线城市国营老厂的旧礼堂、职工宿舍等,这些社会转型的遗留物在影片的叙事情景里,拥有了对工业文明的隐喻性评价。似乎只有在工业凋敝之处,人心对解放的渴求才成为可能。无疑这种人心与工业的对照,是当代化的普适性文化表达。由此,盲童母亲的痛苦象征化为现代人持久而不可解脱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又与佛教的苦谛相互指涉,叙事聚焦于母亲的痛苦如何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指认出影片的宗教内涵。

同时,盲童形象的超越性价值被着意强调——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盲人,他甚至在母亲的一次疲劳夜驾中抢夺了方向盘,避免了一次交通事故。他是母亲真正的启蒙者。从母亲带上眼罩模拟孩子的生活开始,命运向她开启了另一扇窗:借由对孩子心灵世界的揣度,她的精神升华为觉悟,她的心灵变得澄明无尘。她在找到走失孩子的同时,也挣脱了现实物质世界观念对她的拘禁。

这种革命性的觉悟不是来源于当代口号性的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而更多地取源于导演自身的知识系统,一种佛教的文化体系。佛教的慈悲观所包含的文化力量远远胜过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话语,因为它没有自我与他者的分别心,也不止于纾解当下的苦痛和纠结。乔美仁波切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解决方案一开始就截弯取直,从文化传统的库存内找寻精神更新的资源。

电影与修行

电影《照见》让乔美仁波切的知名度大增。除了电影之外,乔美仁波切的生活还有什么其他内容?

乔美仁波切说,自己有个环保组织,近年来也一直做环保,每年会定期回他在玉树的寺庙。他在囊谦摩耶寺建了一座乔美博物馆,设立了一个文化保护中心,每年夏天举办一个文化保护节。博物馆里没有很多文物,最主要的是一些重要佛像,建筑有着传统的藏族风格。博物馆里设立了一些与保护环境相关的实践活动,而文化节已经持续举办了6年。今年春节他前去新加坡参加了一个佛教活动,6月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纪念活动,这些是乔美仁波切原来生活的主业。

但电影成了他现阶段新的主业。目前,第二部电影正在筹划,“想做一个与死亡有关系的电影。”乔美仁波切说。第二部电影拍成什么样,他似乎还在犹豫。原本想拍成主流一点的艺术电影,艺术探索方面淡化一点,这样受众也许会多一些。可是脑子里构思故事和画面的时候,总是想纯粹地表达终极的东西,觉得如果连自己都触动不了的话,何来表达的兴趣?所以总是下不了手。当下中国所有的电影都是为票房而焦虑,艺术电影也不例外,并没有人真正考虑中国文化要有提升,中国人的思想要有提升等问题。为此,乔美仁波切非常困惑。

乔美仁波切每天会念一段时间佛经,有时候打坐,有时候看看佛教的一些书籍。阅读生活还比较有规律。他说很想看汉语的佛教书籍,但是不如藏文版的看得快。目前困扰乔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掌握佛教专用术语的汉语表达。他认为,从藏文里理解的内容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汉语表达,会有许多缺憾,以前高僧们翻译出来的宝贵成果就会失去。

乔美仁波切拍电影时,随处都在运用其作为佛教人士所特有的美学观和思维方式。电影有时候变成了一种修行的方式。拍《照见》时,只用了一个ARRI(阿莱)50变形宽银幕镜头,《照见》也因此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用这一个镜头拍摄全片的长片电影,没有换过任何镜头。很多人都说这太冒险了,怀疑导演不懂电影。摄影师卢晟对乔美仁波切说,佛平等观众生,不要换角度。乔美仁波切心中一震,当时也觉得很有意思,何不一试?没想到拍出来的效果挺好。色调方面,乔美仁波切主动跟调色师说要“敦煌色”,而别的颜色阐述,比如油画的色调、中国水墨的色调,都没有采纳。他认为,敦煌色是一个古老的色调,颜色鲜明但不刺眼。他不想要太多的颜色变化,调色时追求古代壁画的褪色效果。乔美仁波切觉得,对于观众来讲,眼睛看得舒服,心才能平静下来。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自然很多人会关注导演,乔美仁波切倒没有感觉到什么干扰,还是活在自己的状态里。他希望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左右,自己拍摄第二部电影的计划能够完成。

[对话]

问:以仁波切的身份拍电影,在中国你是第一个。有没有人对此有不同的议论?

答: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有画家,有音乐家。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每一个朝代的佛门弟子都有琴棋书画的大家。在当下的时代,琴棋书画已经不够了。有人会说我不好好待在寺庙,出来拍电影,不务正业。其实,电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的东西。人们需要新的文化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但有些人的思想停留在以前的阶段,觉得你的位置错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问:你是藏族,又是一名僧人,你没有想过在你熟悉的环境中拍一部电影吗?

答:有啊,我曾想过拍纪录片。纪录片是我最熟悉的表达方式,文化要展现的是人文的思想力量,拍纪录片是最好的。但是要展现思想艺术,是不能分民族、不能分国家的,如果你只限制在本民族内,思想是传达不出去的,必须用一个共通的、比较有高度的语言,比如电影。此外,拍电影的目的是文化交流和发展,如果我们不弘扬佛教精神、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种强势文化很可能会把我们淹灭。我们会认为最美、最好的是他们的文化,而根本就看不到自己。我们需要坚持自己做出来给别人看,当别人觉得你真的不错,也许会逐渐认可并关注到我们。中国有佛教、儒家、道家等,中国人脑子里应该有不一样的思想和精神。

问:《照见》是探索性的,在声音、影像等形式方面实验性更强一点,所以下一部电影是否可以讲完整的故事,剧情性更强一些,同时保留现有的这种对生活、哲学、文化的沉思?

答:当然可以,比如说作为一个文学式的作品,就是要完整的剧情,展现社会与人的生活等。但如果特别深奥的话,观众群可能就变小了。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我不排斥主流剧情片,主要是对剧情片的兴趣不是很强。《照见》里面,让人笑的、哭的部分,我全都剪掉了。我不希望观众因为故事的情绪、情节笑或者哭,而是由于故事的另外一个层面,真正触动到他们的内心。

原标题:乔美仁波切:与电影结缘,以电影修行

 

(责编: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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