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
2015-07-08 16:33:00  《中国藏学》   陈立华

到2009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机构在历史中消失已有60年了,它的很多历史被淹没或被不同程度地搁置,使人难以窥见其完整的踪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探究和看待这一段历史,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内外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参与到对民国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工作当中,更多的史料被发现,更多的新观点被提出,对我们进一步准确还原这段历史助益甚多。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帝国王朝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封建社会制度被打破了,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转化的过程并不彻底迅速,需要一段时间的调适过程。清帝国完结后,其大部分的疆域被中华民国所继承,历任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基于这种历史传统,宣布自己继承了对边疆地区,包括对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权力。

清帝国作为当时亚洲疆域最为广阔的国家,由不同信仰的多民族组成。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孙中山适时提出“五族共和”的理论。这一思想最初由清末部分帝国官僚在革命的威胁下提出,即在帝国诸族之间进行共和[1]。无疑这一思想被民国继承了,并将其发展成为建立中华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虽然贯穿清朝一代,皇室和满族贵族上层始终费力地设置各种障碍,力图将国家核心权力控制在满族人自己的手里,对汉族士绅始终抱着防范心理,但入关200年后的满族已不是当初那个彪悍的狩猎民族了,并且由于过度的保护,使整个民族的活力退化,而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必将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不仅削弱了满清政府的实力,也终于使汉族士绅及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坐大,并对最终实现改朝换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满清实力强盛的时候,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机制是努力将汉族排斥在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结果却很明显,这种局面造成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上层对辛亥革命后中国从封建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的不理解和不适应,为双方以后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笔。

考察历史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处于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正常关系,是一种中央政权轮替之际所出现的特殊政治现象。历史上,但凡中央政权出现轮替之时,边疆地区大体上都会出现一段失序、观望及游离的状态,但最终随着新的中央权力的建立和稳固,就会逐步恢复正常的秩序和双边关系,西藏地区自元以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另一方面,与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中原为中心,对边远地区更多要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经济上的控制并不总是很严密,同时由于认识到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社会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异,再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交通、通讯方式也远没有当今便捷,“山高皇帝远”的现实,使得即使是在中央王朝的鼎盛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大体采用一种较为实际的“以夷制夷”的治理方式,地方上始终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在中央政权出现真空或轮替时,这些地区会相应地出现失序和游离的状态,地方的民族上层统治者往往在这一时期利用混乱的局势,以寻求更大的权力和空间。

清朝晚期以后,由于国势不济,再加上清政府的无知与无能造成的各种错误和失误,最终使其彻底失去包括各民族地区的天下民心。在此情况下,本来就属于山高皇帝远的西藏地方在观望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权力制衡又达到一个微妙的游离状态。而此时俄国和英国在扩展帝国利益的过程中,先后插手到西藏事务中,加剧了西藏地方出现离心倾向的可能性。外部势力的侵入正是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力逐渐衰弱的时候。英国的亚洲战略是以维护在印度等亚洲殖民地及在华的既得利益为中心,为了维护这一中心利益,英国将西藏看做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区”,保护其在印度殖民地的统治,从而极力推行“维持西藏现状”的政策,暗中支持西藏的分离势力。英国的涉入使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西藏问题的产生固然有中央政权更迭时期的边疆民族问题的因素,但是民国时期西藏问题的长期不得解决,“追本溯源,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2],可以说“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正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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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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