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地区及西藏制度供给(一)
2012-01-13 13:29:00  中国西藏网   孙勇

  原题:西南地区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西南地区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制度供给的依赖十分明显,亦即国家对这些省区的制度供给成为一种带有规定性的常例。在西藏,人们对这个常例形容为“特殊关怀”,亦即这种常例的规定是中国别的省市区所没有的,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史作考察,中央的“特殊关怀”始终贯穿西藏的社会变迁之中。在社科理论界,研究人员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前,尚未从史学和经济理论上予以阐释。其实,这正是可以在经济史研究的角度上对制度供给进行深刻理解的地方。亦即制度供给的目的是“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这是历史赋予国家和地方的任务,即历史的规定性要求。

  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源头的部分经济学家,十分注意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些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既研究经济史上短期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长期的事物、现象,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诸如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趋势。同时,马克思既研究经济史上微观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宏观的事物、现象,着力于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形态演变史。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既有的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史上的事物、现象,更注意在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出新的经济范畴与经济理论。[1]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 [2]这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对现有经济状况的理性认识,是从其历史变迁的考察之中得来的。

  其实,经济学的大师们都很注意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总结治学经验时说:“‘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熊彼特强调,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他指出:“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学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 [3]我们认为,对中国西藏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制度问题研究,若要有十分清晰而深刻的见解,一定要与西藏的当代经济史结合起来,在中国整个的当代经济史背景之下,结合西部和西藏的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让人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联系,就是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关注制度供给的某种规定性。他指出制度规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和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若要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西蒙·库兹涅茨的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充分条件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区域社会的制度供给即使是在现代科技、现代资本介入的条件下,也是与这个区域的历史有关的,特别是与这个区域的执政主体的历史有关的,所谓的若要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就是要在历史的条件下,提出制度供给的新的规定性。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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